伍蠡甫先生说得好“中国诗是穷而后工的中国画也是如此不得意的文

伍蠡甫先生说得好：“中国诗是穷而后工的，中国画也是如此：不得意的文人，画几笔‘离世绝俗’的或自命‘不吃人间烟火食’的画，满纸是一股没落的滋味，而内心深处仍如望幸的妃嫔，颇近王维的‘那堪闻凤吹，门外度金舆’，是忠于主人的，所以仍是一种御用品。”（伍蠡甫《谈艺录·中国绘画的意境》）真正破落户固如望幸的妃嫔，林下巨公而假作破落户者亦不过承恩方罢，学写几首《宫怨》来自己装点装点。这样，就不能真正彻底反对治国平天下的劳碌。如果彻底，则于自己先前之热烈的奔劳如何自解，万一一旦居然又得召幸又如何自明，而且或有碍于御用之意又如何预为辩护呢？在这个矛盾中，我们乃又得见王维的一篇名诗：“中岁颇好道，晚家南山陲。兴来每独往，胜事空自知。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偶然值林叟，谈笑无还期。”（《终南别业》）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十五引《后瑚集》云：“此诗造意之妙，至与造物相表里，岂直诗中有画哉？观其诗，知其蝉蜕尘埃之中，浮游万物之表者也。”为什么这一首小小的诗竟会使人如此拜服？我们再看沈德潜对此诗的批评：“行所无事，一片化机。”这两句话透露了消息，原来妙处就在那“行所无事”“行云流水”的调子。这调子暗示出一种理论，足以解淡上述的矛盾，大致是：一切都任其偶然，顺其自用，安其适然，一切都不一定要做，但也不一定不做，总之一切都可以做，而又一切都不存心如何如何。这样，成功时的劳碌就可以用“出污泥而不染”,“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”,“朝市大隐”之类的话来自解，失败后的凄凉又可以用“胜不足喜，败不足忧”之类的话来自慰了。龚定庵有一首诗：“偶赋凌云偶倦飞，偶然闲服遂初衣。偶逢锦瑟佳人问，便说寻春为汝归。”恰恰就是王维那首诗在实际生活领域内鲜明的运用。这样的“行所无事”，就是形劳而实仍不劳，仍然合于反劳动的原则。

以上的分析，大概绘出王维诗在情境两面同为一“静”的轮廓。现在，再说明几点。

情感的静，可以借用鲁迅的话来说明：“盖诗人者，撄人心者也。凡人之心，无不有诗，如诗人作诗，诗不为诗人独有，凡一读其诗，心即会解者，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。无之何以能解？惟有而未能言，诗人为之语，则握拨一弹，心弦立应，其声彻于灵府，令有情皆举其首，如睹晓日，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，而污浊之平和，以之将破。平和之破，人道蒸也。虽然，上极天帝下至舆台，则不能不因此变其前时之生活；协力而夭阏之，思永保其故态，殆亦人情矣。故态永存，是曰古国。惟诗究不可灭尽，则又设范以囚之。如中国之诗，舜云言志；而后贤立说，乃云持人性情，三百之旨，无邪所蔽。夫既言志矣，何持之云？强以无邪，即非人志。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，殆此事乎？然厥后文章，乃果辗转不逾此界。”（鲁迅《坟·摩罗诗力说》）王维诗的情感方面的静，就是习惯于情感的拘囚，毫不“撄人心”的歌声。

钱锺书论南宗画的特点云：“讲雅淡，不讲鲜；讲写意，不讲形似；讲蕴蓄，不讲实描；讲神韵超迈，不讲气象煊赫。”（《谈艺录·中国诗与中国画》，见《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》）这也可以移用于王维，说明他的诗的静的境界，本来王维正是南宗画的初祖，要知道这境界有什么作用，我们先须记取伍蠡甫的一句话：“山水画的种种意境，都是象征治道之下的某一种标准人品。”（伍蠡甫《谈艺录·中国绘画的意境》）这是极简明扼要的话，同样可以适用于山水诗。王维在诗中专门布置一些雅淡而不鲜，蕴蓄而不实描，写意而不形似，神韵超迈而不气象煊赫的境界，其效果就是美化了那些有利于治道的温文尔雅、模棱两可、超脱现实的人品罢了。

总而言之，王维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恐怕要算最完全最高妙地实现了“温柔敦厚”的诗教的惟一的诗人，他的诗作乃是中庸主义的最美好的花朵。中庸主义本来是极难开花的，传统诗教也极难教出好的诗作，所以王维这样的诗人，能占有独特的地位。

1948年

（本文曾收入文学评论集《从秋水蒹葭到春蚕蜡炬》，本文据《舒芜集》）

日光下的诗人

——《李白诗选》前言 [1]